新华网杭州２月１０日电（记者傅丕毅、崔峰、代群）：一份“大众缺药挂号表”凸显药品“降价死”现象

  年底岁首，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根据店里挂号的一份“大众缺药挂号表”到商场收购中发现，表上７０％的药品早已无人出产。这些满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许价钱廉价、效果显着的药品。

  这份“大众缺药挂号表”凸显出当时我国药品“降价死”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中止进货——医院中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面目一新变新药从头批阅后高价再上市——药品降价变成了提价！

  这份《大众缺药挂号表》标明，老大众需求的都是些“老药品”，如阿莫西林、头孢曲松钠、酵母片等，其间大多为政府明令降价的药品或许价钱廉价、效果显着的药品，所以药房决议建立一个“老药货台”，以满意大众吃一般药的希望。

  但是药房到商场收购后发现，７０％的“老药”特别是降价药早已没有了货源，“老药货台”一面世就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

  据这家在杭州较有影响的平价药房介绍，开业３年来共收购药品２万多种，现在只剩下９０００多种在正常运营，其间有３０００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都进不到货。

  药房总经理陈金良以为这是药品代理商在作怪：调贱价格降低了代理商的赢利空间，而每个药企都有许多个代理商，他们的惯用手法是“中止供货”和“药品重生”：跟着降价药消失，一夜之间又生出了许多“新药”，如现已不常见的一般红霉素药品，“重生”后商场上有４７种称号，价格是一般红霉素的１０倍，“其实它们的差异便是添加剂不同，但只需换了名，仍能得到‘新药’同意，每一次降价给大众带来的利益都被代理商们敏捷消化。”

  我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赵博文说：“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６年，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１９次，降价金额近４００亿元，其降价规模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么大力度的降价，大众仍是没有正真取得多少实惠。”全国政协委员、我国疑问病症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学铭说，不管哪种药，只需一宣告降价，不久就会在商场上消失。

  赵博文剖析说，当时我国有６０００多家药品出产企业，在出产领域现已处于一种彻底的商场之间的竞赛状况；但在消费环节，８５％的药品依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商场的分配主体，又是卖方商场的分配主体。上游的商场之间的竞赛和下流的独占运营存在抵触，独占运营就像个过滤器，过滤掉了充沛商场之间的竞赛给大众所带来的优点。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陈飞虎教授说：“药品价格越低，越是卖不出去，是因为老大众关于药品的消费长时间处在被迫状况，因为有回扣、赢利引诱，医师天然开那些赢利高的药品，价格低、赢利小的药品也就很少能为大众运用。代理商和医疗机构不进降价药、贱价药，药品出产企业也就只好中止出产。”

  他说，如用于添加免疫功用的“胸腺肽注射液”，进口的７００元一瓶，合资出产的２００元一瓶，国产的五六元钱一瓶，药效底子相同，但因为医院用国产药只要几角钱的赢利，所以底子不进货，久而久之，国产的“胸腺肽注射液”就将被筛选。

  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郭泰鸿以为，当时实施的“医药不分”的体系，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师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师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路途，促进他们向利益歪斜，不改动这个体系，大众仍要吃高价药。

  近年来，我国每年简直都要同意１万多种新药。陈飞虎说：“一种新药的申报材料至少要１米多高，假如１万种都是新药，材料厚度就有１０公里高，批阅人员不行能在一年内看完这么多的材料，现在所谓的‘新药’并不是新研制的药，而是老药换了身新衣服。”

  浙江和安徽的一些底层药监部分干部说，“老药”变“新药”的背面，本质是“老药”变“新价”。比方一种名为巴米尔泡腾片的药品，实际上的意思便是阿司匹林改的，但价格却从几分钱一片变到了１块钱一片，“老药”“新药”一字之差，价格却相差几十倍。

  专家指出，单纯的行政降价不是处理药价虚高的底子方法，不处理独占运营问题和新药批阅问题，就不能从底子上铲除药品“降价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