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科学，喜欢新鲜事物。”已9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东英一辈子就喜欢这两样事。

  提出系统开发我国稀有金属的技术路线，研发出用于“两弹一星”等国防建设和尖端技术所急需的新材料，提出攀枝花钛资源开发和应用推广的技术方案与技术政策

  谈起为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建设作出的贡献，李东英只是淡淡地说：“人，应该有所作为。发挥科学技术方面的所长，对国家有所作为，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只能生产8种有色金属。到1957年，我国也仅能生产22种有色金属，还有40多种稀有金属不能生产，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

  “中国人有能力、有信心赶上和超过世界领先水平，走自己的道路。”抱着这样的决心，身为当时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有研总院）技术部门领导者和学科带头人的李东英，提出了以研究稀有金属主流程为主、系统开发我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技术路线。

  他亲自组织领导建立了稀土、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加工和真空冶金、高纯元素分析等研究领域和相应的课题组织以及与之配套的专用设备设计、制造研究室，并相继研制出一批属国内首创的线年年底，他们全部解决了过去不能生产的几十种稀有金属工业生产方法，并开始在我国内地筹建稀有金属冶炼厂、稀有金属合金加工厂与半导体等新材料生产基地。

  “要发展国防和尖端技术，就要有新材料。”李东英一直倡导材料研究要走在军工需要的前面。

  在他的主持下，有研总院开发出半导体纯的多晶硅、钛合金、高纯锂等新材料，为“两弹一星”、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稀土元素的应用主要是在钢铁、石油化学工业和玻璃陶瓷等领域，而对其他领域的应用尚未开展。李东英借鉴前苏联的一些经验，主张我国稀土资源的大量开发须立足于开拓量大面广的应用领域。

  他在有研总院燕郊干校的麦田和棉田里，进行了施用和不施用微量稀土元素的对比试验。根据结果得出，施用微量稀土元素的作物获得显著增产，并取得了优质和抗逆的效果。经过对作物果实的高纯分析，证明稀土元素没有进入其果实，从而取得配套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由于涉及学科领域的多样性和艰巨性，稀土农用需要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李东英回忆说，在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1975年成立了全国稀土应用推广领导小组，随后成立稀土农用中心，1988年又成立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组织在国内开展稀土农用跨地区、跨部门、多学科联合攻关，并在全国大面积示范和推广应用。

  上世纪90年代初，稀土在种植业上的应用已遍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并向林业、牧业、养殖业发展扩大，累计获经济效益近百亿元，使我国在此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协助时任副总理方毅组织并亲自参与攀枝花、包头、金川三大资源综合利用方案的研究制定和我国钨、锡、铝业科技开发政策研究，在充分的利用我们国家金属矿产资源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由于长期从事科研和科技管理工作，对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和动向有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再加上知识面广、肯钻研、敢创新，李东英主持制定了将技术、经济、政策融于一体的《中国技术政策》材料工业部分，分别提出了材料工业11个方面50条技术政策、有色金属工业10个方面50条技术政策，并组织参与了全国科技长远规划有色金属部分的前期研究工作。

  李东英治学十分严谨。在制定政策时，他亲自提出纲要和总体构思，并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同时博采众长，在初稿出来后一字一句地审阅修改，工作极其认线岁高龄的李东英担任中国工程院“我国有色稀有金属材料的现状及发展的策略研究”项目顾问，为制定我国有色稀有金属材料的发展的策略和有关政策建言献策。

  “学到老，干到老。”直到今天，李东英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过。“国家需要我，我就干。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