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原名张正权，又叫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

  张大千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晓，山水、人物、花鸟都在我国绘画前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20世纪20年代，他与其兄张善子创建“劲风堂画派”，俗称“大千画派”，被称为我国画坛的“蜀中二雄”。30年代，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心畲）齐名，被称为我国画苑的“南张北溥”，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1949年后，张大千侨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一再举行个人画展，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与西画权威毕加索齐名，有“东张西毕”之称。他曾荣获世界艺术学会的金牌奖，被推选为“全世界今世第一大画家”，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

  敦煌学，作为一门“显学”，构成于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序陈垣《敦煌劫余录》中有言：“一年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资料与新问题。取用此资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年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凭空捏造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依陈寅恪的观念，张大千当属“预流”。早在1939年，张大千便将艺术的目光确定了敦煌。他筹集经费，备办纸张、颜料，预备进军敦煌，攀爬绘画艺术新峰。殊不知，偌大一座成国都，竟买不到绘画用的宣纸。其时，侵华日军现已占据安徽泾县，宣纸来历隔绝。他着急地找到“诗婢家”装裱店的老板郑伯英帮助想办法。郑伯英告知他，安徽纸眼前是弄不到了，只要夹江的粉连四纸。先生何不一试？

  夹江造纸始于唐，继于宋，兴于明，盛于清，具有一千多年前史，素以质量佳、技能精、种类多、宜书宜画、前史悠远持久而载誉巴蜀。明代《蜀中名胜志》记载：嘉定尖山下皆纸房，薄如蝉翼而质坚可久。清康乾时期，夹江纸中的“方细土连”“长帘文卷”更成为“贡纸”和“文闱卷纸”，每年上贡十万余张，用于皇室宗族和科举考试。但是到了清末民初，受西方造纸、印刷等新技能冲击，夹江造纸逐渐“脱略”于年代，工艺不得改善，规划不得提高，许多槽户纷繁破产。直至抗日战争迸发，夹江造纸刚才有了一个再次勃兴的关键。就这样，张大千于1939年冬到了夹江。

  石子清，夹江手艺造纸大户，名誉很高，其作坊坐落夹江县马村石堰村。但张大千到来时，石子清已逝世，作坊由其子石国良掌管。用惯了徽宣的张大千，试用了几张石国良的“作坊纸”，皱起了眉头：耐性较差，抗水性不强，皎白度也不行。所以，大千先生在作坊住下来了。蹲窖池、看沤竹、捶竹料、上篁锅、辨帘纹、捣石臼、上纸榨、刷纸、切边角……张大千找到了原因：其时的夹江连四纸，悉数用纯竹料制造，所以有上述缺陷。张大千遂同石国良商议，变革原资料调配，在竹猜中参加寸把长的棉、麻纤维，以增强纸的拉力，在纸浆中配入特别的份额的白矾、松香等，以增强纸的抗水性和皎白度。经重复试制、试写、试画，新一代夹江国画纸面世了。

  一起，张大千依据绘画的需求，亲身为之定下了纸张的巨细标准（四尺乘二尺、五尺乘二尺五寸）；亲身规划了宽纹纸竹帘，并奇妙地制成暗纹，印在纸上；在纸的两头做云纹花边和“劲风堂造”。通过改善，画纸拉力增强，可承重笔，皎白细腻，浸润性好，书画皆宜。当然，制造这种纸张要比一般纸费时费工。“只求有纸用，何惜出重金。”张大千以五六倍于一般纸的价格，第一次就向石国良定购了两万张。

  1940年春，张大千再次来到夹江，检验石家作坊所制之纸。不久，他带着夹江出产的书画纸去到甘肃敦煌，带领他的画友、学生、子侄，对敦煌的古代岩画进行了大规划描摹。经两年半的辛苦劳动，共描摹南北朝、唐、五代绘画著作276件。这批艺术品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轰动一时。大千先生用他的神笔，用夹江的书画纸，艺术地再现了敦煌，徐悲鸿、柳亚子、于右任、叶圣陶等对此推崇备至。

  “大千纸”也由此闻名全国，并与安徽宣纸齐头并进。张大千曾将夹江手艺纸与安徽“玉版宣”纸相媲美，称誉为“国之二宝”。今石堰村还保留着“张大千居住”老宅，何海霞题写的“大千纸坊”门匾高高悬挂，堂联“大千气候一张纸，十里画廊半壑松”引人遥想。

  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书画乐山”精彩纷呈，何止于此。著名画家张善子、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黄君璧、李可染、吴冠中、程十发、关山月、冯建吴、丰子恺、方成等来乐山，或居住，设堂授徒，或旅行沟通，采风创造，传递艺术精魂，留下了很多宝贵著作。随后的数十年间，乐山本乡画家李琼久、李道熙等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拜大自然为师，以共同的猪鬃笔为东西，以“三山三江”（乐山、峨眉山、凉山，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为依托，以绘画抒情个人的性灵和情愫，并融入文学、书法素质，自辟蹊径，构成“雄奇峻秀、宛转深重、气势超绝、潇洒空灵、翰墨生辣、颜色清楚”的独有风格，奠定了在四川山水画开展史上的位置。著名画家李苦禅、黄永玉等将其风格命名为“嘉州画派”。